中华周易研究会
第七章

  中央委员会“公社战士”疗养院的旁边,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。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,都从这座花园经过。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,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,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。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。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;晚上,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,在这里静听音乐。

  今天,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。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,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,他打起瞌睡来。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《叛乱》,放在旁边的摇椅上。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,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,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。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。一次又一次的叩诊、听诊,使他感到又腻烦,又疲劳。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,姓耶路撒冷奇克,这个姓很怪。她总要费很大劲,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,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。

  “说实在的,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。”保尔说。“同样的问题,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。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,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,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,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。而且,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,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。老实说,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。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!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,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。”

 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,用玩笑回答他,过不了几分钟,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,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,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。

 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。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。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。他没有睁开眼睛,心想:“也许以为我睡着了,就会走开的。”但是,希望落空了,摇椅嘎吱响了一声,有人坐了下来。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,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。保尔睁开眼睛。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,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,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,两只大眼睛,一排细小的牙齿。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说:“对不起,我大概打搅您了吧?”

  保尔没有做声。这可有点不礼貌,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。

  “这是您的书吗?”

  她翻弄着《叛乱》。

  “是我的……”

  又是一阵沉默。

  “同志,请问您是‘公社战士’疗养院的吗?”

 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。“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?这算什么休息?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。算了,我还是走吧。”于是他生硬地回答:“不是。”

  “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。”

 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,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。

  “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,朵拉?”

  一个晒得黝黑、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,穿着疗养院的浴衣,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。她瞥了保尔一眼。

  “同志,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。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?”

  “是的,是在哈尔科夫。”

  “做什么工作?”

 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,便回答说:“掏茅房的!”

 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,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。

  “同志,您这种态度,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。”

 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·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。

  一天午饭后,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,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。说来也怪,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。

  一个肥胖的歌女,狂荡地打着手势,唱完了一支《良夜销魂曲》。随后,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。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,半裸着身体,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,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,还扎着领带。一句话,装的是野蛮人,看起来却不伦不类。那女的长相倒不错,身上挂着许多布条。他们刚出场,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,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,齐声喝彩。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,扭动屁股,踏着碎步,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。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。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,紧紧贴在一起,扭来扭去,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。保尔身后,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。保尔刚要转身走开,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,愤怒地喊道:“够了,别卖淫了!见鬼去吧!”

 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。

  钢琴伴奏中断了,小提琴尖叫了一声,不再响了。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。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,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:“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,真他妈的不像话!”

  “整个欧洲都在跳啊!”

  “简直岂有此理!”

  这时候,在“公社战士”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,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·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,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,别的人也群起响应。于是,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。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,跑出来向观众宣布,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。

  “一条大道朝天,夹起尾巴滚蛋,要是爷爷问你,就说到莫斯科看看!”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,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,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。

  保尔跑到前排,找到了扎尔基。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。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。

  “告诉你,我已经结婚了。很快就要抱孩子了。”扎尔基说。

  “是吗,你爱人是谁?”保尔惊奇地问。

 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。

  “还认得出来吗?”

  这是他和安娜·博哈特的合影。

  “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?”保尔更加惊讶了,又问。

  “上莫斯科了。被开除出党以后,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,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。听说他恢复了党籍。白搭!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……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?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。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,大家都不通音信。咱们分散在各地,能够碰到一起,谈谈过去的事,真叫人高兴。”扎尔基说。

 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,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。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。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,问保尔:“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?他在哪儿工作?”

 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。

  “那就让他留下吧。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。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。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,算是个内部会议吧。”朵拉解释说。

  在场的人,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,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。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,矮墩墩的个子,五十上下年纪,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,他先发言,声音不大:“是的,有事实为证,出了新的反对派,我们原先就有预感,果然发生了。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,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,还有一个,不是别人,正是托洛茨基。他们狼狈为奸,相互打气。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。”

 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:“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:‘你们记住我的话吧,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。’当时,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,托洛茨基一声不吭,净在一边看热闹,心里则在寻思:‘你们这帮狗崽子,因为‘十月革命的教训’一直在攻击我,要把我置之死地,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。’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,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,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,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,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。

  “结果怎么样呢?昨天的敌人、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,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,同谁联合都行,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、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。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,可这算得了什么呢?

 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。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,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,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。这号人,”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,咽回去一句骂娘话。“呸,差点没说出脏话来!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。”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。

  “一切迹象表明,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。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——制造混乱,破坏党的统一。我不明白,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。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。依我看,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。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。”朵拉激烈地说。

 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,接着说:“朋友们,我们不能再耽搁,要赶紧回去。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,在这样紧要的关头,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。我明天就动身。”

 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,疗养员都走光了。保尔也提前出了院。

 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。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,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。一个星期后,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。

  深秋的一天,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,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,翻了车。

 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。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。几天以后,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。几个医生会诊,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,看了爱克斯光片,主张立即动手术。

  保尔同意了。

  “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。”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,接着就起身走了。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。

 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,一尘不染,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。他向四周看了看。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,一张白凳子,这就是全部家具。

 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。

  保尔谢绝了。他半躺在床上写信。伤腿疼得很厉害,影响思考,也不想吃东西。

 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,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。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、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。

  在薄暮中,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。她一手提着皮包,一手拿着纸和铅笔。

  “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,”她说。“今天我值班。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,您呢,不管愿意不愿意,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。”

 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。这一笑,减轻了“审问”的不快。

 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,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,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。

  手术室里,几个人戴着大口罩。

 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,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。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,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。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。保尔回头看了一下,护士在安放手术刀、镊子。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,轻声对他说:“柯察金同志,别往那边看,看了对神经有刺激。”

  “您说的是谁的神经,大夫?”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。

  几分钟以后,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,教授对他说:“不要紧张,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。请您深呼吸,用鼻子吸气,数数吧。”

 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:“好的,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,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。”

  教授忍不住笑了。

  几滴氯仿麻醉剂,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。

 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开始数起数来,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。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。

 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。他打开信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。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,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:

  阿尔焦姆!咱们很少通信。一年一次,最多也就是两次吧!但是,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?你来信说,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,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,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。我明白你的意思,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,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。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,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。你说“上了年纪,学习有困难”,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。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,你坚决不干,这是不对的。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?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。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,干起来。

  现在谈谈我自己。我的情况有点不妙。经常住院,开了两次刀,流了不少血,体力也有很大消耗,而且谁也不告诉我,什么时候是个头。

  我离开了工作,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——当病号。

 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,而结果呢,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,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;另外,医生最近发现,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。现在他们说,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。

  我准备忍受一切,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。

  对我的生活来说,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。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。正因为这样,我才承受一切,只是一直不见起色,相反,阴云越聚越浓。第一次手术过后,我刚能走动,就恢复了工作,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。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,明天就动身。别难过,阿尔焦姆,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。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。咱们还能干一阵呢,哥哥!你要注意身体,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。不然,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。

  岁月给我们经验,学习给我们知识,而得到这一切,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。握你的手。

  保尔·柯察金

 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,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,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。她把手伸给他,问:“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?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?”

  保尔回答:“朵拉同志马上就来。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,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。”

 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,因为她常来看保尔。

  “柯察金同志,咱们说过,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,您还记得吗?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。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。今天晚上就可以。”

  保尔立即同意了。

  当天晚上,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。

 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。巴扎诺娃也在场,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。谈话中间,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,她听了之后,脸色顿时变得煞白,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。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,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,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,无法捉摸。

  等保尔穿好衣服,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;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,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。

 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,保尔靠在沙发上,等待她开口。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,说些什么;她感到很为难。父亲告诉她,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,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。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,他说:“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,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。”

 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,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。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。

  “柯察金同志,我相信,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。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。”

 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,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。

  “从您的话里,确切些说,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,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。您该记得,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。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,我听了不会晕倒,也不会抹脖子。可是我非常想知道,我今后会怎么样。”保尔说。

 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,把话岔开了。

  这天晚上,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,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。临分手的时候,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:“柯察金同志,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。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。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,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,您就来信。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。”

 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,吃力地拄着手杖,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。

 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。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、戴绣金小圆帽的、高声喧嚷的人群。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,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。

 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。

  “同志,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?”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,问保尔。

  “乌克兰共产党(布)中央委员会。”

  “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,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。他是德国人,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。”医生解释了一下,就去敲门。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:“请进。”

  保尔进了房间,放下提包,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。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,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。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。

  “顾特莫根,盖诺森[德语“早安,同志”的译音。——译者]。我想说:‘你好’。”他改用俄语说,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。

  几分钟以后,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,两个人用一种“国际”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。用这种语言谈话,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,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、手势、表情——总之,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。保尔了解到,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。

 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,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。这回他旧伤复发,又倒在床上。尽管很痛苦,他仍然精神饱满,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。

 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,保尔是求之不得的。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,唉声叹气。相反,同他在一起,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。

  “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。”保尔这样想。

  花园的一角,有几把摇椅、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。有五个人,每天治疗完毕,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,病友们管他们叫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”。

 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,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,其余三个人,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、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;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、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·劳琳;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、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。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:德意志人、爱沙尼亚人、拉脱维亚人、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。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,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。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。玛尔塔、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,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。

  英诺肯季·帕夫洛维奇·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,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“冠军”。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,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。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,这次败在保尔手里,心情却很不平静,一直对他耿耿于怀。不久,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,他虽然五十岁了,看上去却非常年轻。他邀保尔下一盘。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,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。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,以挺进中卒相应。保尔作为“冠军”,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。下棋的时候,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。走到第九步上,保尔就发现,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。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,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。

  经过三小时鏖战,尽管保尔聚精会神,使尽一切招数,还是不得不认输了。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。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。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。显然,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。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,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,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

  “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。”保尔说。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,他点了点头,表示赞许。

 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,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。

 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:“好极了,谢谢您,列杰尼奥夫同志!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!活该!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,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。哈哈哈!……”

  接着,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:“怎么样,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?”

  保尔丢掉了“冠军”称号。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,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,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。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,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,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。

 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: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。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。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,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,蹲过沙皇监狱,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;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,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,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。他们两个,一老一少,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。

  一到晚上,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。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晚上,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。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,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。

 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。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;如果不见效,保尔就出面干预。比如有一回,玛尔塔说:“瓦伊曼,你最好问问大伙,也许你的‘俏皮话’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……”

 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:“我真不明白,你这样的人怎么会……”

 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,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,说:“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,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。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,女同志嘛,是当然的反对派,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,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……再说,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。”

 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,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。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。

  “黄色笑话不很好,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。”埃勃涅表态说。

 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。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,但是,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。

 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。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。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,吃了一惊,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,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,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。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,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。现在她在《真理报》工作,同时还在大学进修,不久就可以毕业。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,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“五人小组”的不可缺少的成员。

 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,也是拉脱维亚人,调皮地逗她说:“玛尔塔,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?这么下去可不行啊!”

 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,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。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。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,但是毫无结果。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。

  到了月底,保尔的病情恶化了。医生不许他下床。埃勃涅感到很难过。他喜欢这个乐观、开朗、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,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,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。玛尔塔告诉他,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,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。

 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,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。

 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,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,才猜出了几分。出院前一个星期,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。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,并且说,根据疗养院的意见,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,不能给他恢复工作。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。

 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,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,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;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,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。

 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。老人家在信里说,她有个老朋友,叫阿莉比娜·丘察姆,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,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,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。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  一星期后,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。分别的时候,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,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。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,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。

  第二天早晨,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,停了下来。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,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。

 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:母亲阿莉比娜·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,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,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;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,廖莉娅的小男孩,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。

 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,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,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,不久前同丈夫——一个酒鬼和流氓——离了婚,现在失业闲居。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,帮助母亲管管家务。

 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,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,叫乔治,他现在在列宁格勒。

 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,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。

 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,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,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。

  廖莉娅二十二岁。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,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,脸庞宽阔,显得开朗大方。她和保尔一见如故,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。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,老头子专横暴虐,扼杀一切主动精神,不给人丝毫自由,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。他心胸狭隘,目光又短浅,还好吹毛求疵,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,整天提心吊胆,因此,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,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,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。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。家里不断发生争吵,生活过得很不愉快。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,没完没了,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。

 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。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,他傲慢自负,好吹牛,讲究吃穿,喜欢喝酒,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。中学一毕业,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,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。

  “我去上大学。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,你的东西也卖卖。

  反正我得有钱花,你们怎么弄到钱,那我不管。”

 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,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,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。他对两姐妹很傲慢,看不起她们,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。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。可是他呢,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,名落孙山,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,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,逼她寄钱。

  小女儿达雅,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。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。她腼腆地伸出手,同保尔握手问好。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,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。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。

  达雅满十八岁了。她长得不算漂亮,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、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、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,使得她很招人喜欢。带条纹的工装上衣,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。

 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。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,一只柜橱,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,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。窗台上摆着两盆花——一盆深红的天竺葵,一盆粉色的翠菊。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。

  “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,可是您看,为您竟破了例。”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。

  第二天晚上,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。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,听大家谈话。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。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。

  “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,脑袋就打开了花,很明显,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。第二天了,白吃我的,白喝我的,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。在这儿搞什么名堂?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。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,让他早点滚蛋。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,什么事都要管,好像主任不是我,倒是他们。这下好,家里又来了一个,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。”

  他气恼地寻思着。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,他幸灾乐祸地问:“今天的报纸读了吧?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。就是说,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,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,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。真热闹。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,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,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,哦,叫斯大林的。

  “嘿嘿!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:老爷们打架,小人们遭殃。”

 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,两只眼睛冒火似的,盯着老头子。

  “你说的老爷们指谁?”他一字一句地问。

  “随便说说罢了。我是个非党人士,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。

 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。一九○五年扯扯闲谈,蹲了三个月班房。后来看清了——得多替自己着想,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。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。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:我给你干活——你给钱,谁给的好处多,我就拥护谁。什么社会主义啊,对不起,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。还有什么自由啊,你给白痴自由,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。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,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,还有别的一些说道。伦理道德、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。说结婚就结,说离婚就离。一百个自由。”

  老头子呛了一下,咳嗽起来。喘过气来以后,他指着廖莉娅,说:“这不是,谁也没问,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;跟谁也没商量,又散了伙。现在倒好,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。太不像话了!”

 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,藏起满眼的泪水,不让保尔看见。

  “照您这么说,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?”保尔问,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,直瞪着老头子。

  “本该先看好了,要嫁的是个什么人。”

 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,她强忍住满腔恼怒,断断续续地说:“我说,老头子,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?谈点别的不行吗?”

 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:“该说什么,我自己知道!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?眼下这世道,甭管你说什么,都叫人生气。

  “比方昨天吧,我听帕韦尔·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,对,好像是他,没错。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,这我没说的,可除了嘴皮子,总还得喂饱肚子吧。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?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。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,连饭碗都砸了。失业的人多如牛毛。得先把他们喂饱,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,年轻人。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。好哇,那你把她们领去,养着去。眼下她们在我这儿,就得听我的。”

 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,她赶快尽量缓和气氛,说:“廖莉娅够苦的啦,老头子,你怎么能再埋怨她?往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,她……”

 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暴起了青筋。他压根儿没想压压自己的火气。

  “往后,往后,谁要你的空头支票?到处都是往后,往后。

 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个劲儿许愿,说往后死了上天堂,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甫。你那个往后顶个屁。到那时候,世界上我这个人都没了,往后还管什么用?叫我受苦受难,让别人过好日子,干吗我?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。我看就没有一个人替我使过劲儿,让我过上好日子。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。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鬼去吧!早先每个人都替自己干,攒下钱,要什么有什么。如今这帮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,什么都完蛋了。”丘察姆呼噜一声,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。

  保尔坐在丘察姆近旁,对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。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,在那个世界里,人和人都是死敌。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暴露出来,不足为怪。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。剩下的愿望只有一个——还是要给这个可恶的生物来个当头棒喝,把他顶回去,顶到他刚才冒出头来的那个老窝的底里去。他松开咬紧的牙关,胸口顶住桌子边沿,说:“波尔菲里·科尔涅耶维奇,你很干脆,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。像您这样的人,我们国家是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,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。我们有一支伟大的、强有力的建设大军。要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,连国际帝国主义也办不到,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比你们要大一些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。至于你们这样的人,愿意也罢,不愿意也罢,都将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。”

  丘察姆怀着掩饰不住的仇恨,望了望保尔。

  “他们要是不服从呢?你知道,暴力会引起反抗。”

 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。

  “那我们就……”保尔抓住杯子,猛一使劲,只听咔嚓一声,薄薄的玻璃碎了,剩茶流进了盘子里。

  “你手轻点,年轻人。一只杯子八十六个戈比呢。”丘察姆来火了。

 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,对廖莉娅说:“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,厚点,带棱的。”

  夜里,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。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,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们的家庭悲剧。他在考虑,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。保尔自己的生活正在刹车,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,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,比任何时候都困难。

  出路只有一条,就是拆散这个家庭,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。但是。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。发动这场家庭革命,他现在力不从心,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,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。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,不在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扬起积尘?但是,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实在使他不能平静。保尔拟了好几个方案,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。他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他的床搭在厨房里,隔壁是达雅的卧室,她想东想西,心神不宁,也没有入睡。她回想起昨天晚上,她、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,一直谈到深夜。过去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,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,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,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,这在她这辈子中还是头一回。这个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。父亲立下的规矩,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,缩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,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。

 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,下了班必须马上跑回家,一小时以后,又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,擦地板,一直干到半夜。只有礼拜天才有几个钟头空闲时间,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间里,有时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。

 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暗淡的灰色带子。母亲只疼爱一个儿子。他长得像母亲。这是一种盲目的、偏心眼的爱。乔治长成了个懒虫。吃的,穿的,最好的都尽他挑。两个女儿母亲一点不放在心上。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对孩子这样偏爱到底是什么原因,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。尤其苦的是达雅,乔治认为她生来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,而且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这样认为。这样一来,干牛马活的特权慢慢就归她专有了。凡是别人不肯干的活,她都得干。

  只要她稍有不满情绪流露,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起一只右眼——这个表示轻蔑的表情他是从加里·皮尔那里学来的——咂着嘴挖苦她说:“嗬,这脑瓜子也知道有好歹,没想到。”

 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,带来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。她告诉他,两年来她几乎没有读过一种报,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,而且多半是听父亲说的,而父亲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臭骂那些他称之为“放荡姑娘”的女共青团员的。达雅向保尔介绍自己的这些情况时,她是多么难以启齿啊。

  达雅知道,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,而母亲因为父亲无理取闹,已经发作了一次心脏病。

  “他也许明天就走了。今天跟父亲谈过这场话,他不会再留下。他一走,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。我真傻,想他做什么呢?一个人偶然来了,又走了,再过一天,他什么都忘光了。”

  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,想到这里,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过,一头扎进枕头,痛哭了起来。

  第二天是星期日,保尔上街回来,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。

  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。

 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。他很疲乏,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  “你怎么不出去走走,散散心呢?”他问她。

  “我哪儿也不想去。”她轻声回答。

 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,决定试探一下,看看她的反应。

 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,他开门见山,说:“达雅,你听我说,咱们互相称呼‘你’吧,要那些没用的客套干什么呢?我很快就要走了。真不凑巧,这次到你们家来,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,不然的话,情况就一定会两样。要是在一年前,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。像你和廖莉娅,都有两只手,一定能找到工作!你们应该跟老头子一刀两断,这号人是不听劝的。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干。我连自己将来会怎么样都还不知道。所以说,我是被解除了武装的。那么,现在怎么办呢?我要去力争恢复工作。关于我的身体情况,谁知道大夫都写了些什么,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,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……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,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。我反正不能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。只是有一点我要说,达尤莎,你们的生活,特别是你的生活,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。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?”

 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,小声回答说:“愿望我倒是有,可是有没有力量——我不知道。”

 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,保尔是理解的。他说:“没关系,达尤莎!只要有愿望,事情就好办。告诉我,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?”

  问题提得太突然,她没有立即回答,过了一会儿才说:“我很可怜我母亲。父亲欺侮了她一辈子,现在乔治又来折磨她,我很可怜她……虽然她对乔治比对我好……”

 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。家里人快要回来了,保尔开玩笑地说:“真奇怪,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,把你打发出去呢?”

 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,说:“我才不结婚呢。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。我死也不嫁人!”

  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,说:“这么说,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?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,一句话,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,盯住你不放,那怎么办呢?”

  “那也不干!他们在你窗前转来转去,追求你的时候,全是挺不错的。”

 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,用和解的口气说:“好了。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。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,未免太狠心了点儿。好在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。

  不然的话,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。”说着,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。

  “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,是不会找我们的。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?”她小声说。

  几天之后,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。达雅、廖莉娅、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。临别的时候,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:不忘记那姐妹俩,帮助她们冲出牢笼。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,达雅两眼噙着泪水,车开出好远了,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。

  到了哈尔科夫,保尔不愿麻烦朵拉,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·诺维科夫那里。稍事休息之后,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,等了一会儿,见到了阿基姆。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,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。阿基姆摇头拒绝说:“这可办不到,保尔。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,上面写着:‘鉴于病情严重,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,不予恢复工作。’”

  “他们什么不能写呀,阿基姆!我求求你——让我工作吧!老是跑医院,有什么用!”

 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。

  “我们不能违反决定。你要明白,保夫鲁沙,这样对你更好些。”

  但是,保尔一再坚决要求,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,只好答应他。

  第二天,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。他本来以为,只要一开始工作,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。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。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,饭也吃不上,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,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。不是这只手,就是那只脚,经常麻木。有的时候,他全身都不能动弹,而且发烧。到了上班的时候,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。等这阵发作过去,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。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,这时他才意识到,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——他要被迫离队了。

 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,调动了他的工作。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:过了一个多月,保尔又卧床不起了。这时候,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,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。她当天就来了,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,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。

  “这么说,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。”他本来想开个玩笑,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。

 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,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。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。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,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:“我哪儿也不去。住院没有用。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。我的出路只有一条——领抚恤金,退休。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。

 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,这办不到。我才二十四岁,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,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。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,适合我的身体条件。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,或者就住在机关里……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。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。”

  保尔越说越激动,声音越来越响亮。

 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。

 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,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,脱离斗争,退居大后方,是非常可怕的。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。

  “好吧,保尔,别着急。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,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,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。”

 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,把手伸给他。

  “阿基姆,难道你真的以为,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,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?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,”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,紧贴在自己胸膛上,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。“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,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。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,只有死。你记住这个吧,我的老大哥。”

  阿基姆没有做声。他知道,这不是漂亮的空话,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。他理解,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,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。

  两天以后,阿基姆通知保尔,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,但是要考核一下,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。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。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,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。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:“同志,您是什么文化程度?”

  “小学三年。”

  “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?”

  “没有。”

  “啊,那没什么,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,这种事是有的。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。

 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,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,总之,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。但是,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,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。”

 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。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,证明他的知识不足,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,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。

  “柯察金同志!您的根底很厚。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,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,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。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,您还没有掌握俄语。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,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。非常遗憾的是,我们还不能任用您。我再说一遍:您的根底很厚,您写的这篇东西,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,不用改动内容,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。可是,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。”

 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。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。

  “就这样吧,我同意您的意见。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?!

 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,也是个不错的电工。我骑马很内行,很会鼓动共青团员,但是,在你们这条战线上,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。”

  他告别之后,走出了房间。

 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,他差点跌倒。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。

  “您怎么啦,同志?您的脸色很难看!”

  保尔镇定了片刻,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,用力拄着手杖走了。

  从这天起,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。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。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。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,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。他拿到了抚恤金,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。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,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,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。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,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。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,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,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,也就是说,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。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,大家都劝他治疗,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。他谢绝了。

 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·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。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。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,晚上才回来。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,一本接一本——玛尔塔有很多藏书。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,有时也有男同志来。

 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。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。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。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。

  一天早晨,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。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,奔向海洋,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,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。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。他的双眉紧锁着,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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