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周易研究会
第三章

 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,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,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、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。她简直不敢相信,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。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,今天又乘早车返了回来。

 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样:依然是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莓,依然是按几何图形布局的小径,两旁种着妈妈喜爱的蝴蝶花。花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。处处都显示出一个学究式的林学家的匠心。但是这些干净的、图案似的小径却使冬妮亚感到乏味。

  冬妮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,打开通外廊的门,下了台阶,走进花园。她又推开油漆的小栅栏门,缓步朝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。

  她走过一座小桥,上了大路。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。右边是池塘,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。左边是一片树林。

  她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去,忽然看见下面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竿,于是就停住了脚步。

  她从一棵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,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,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。他光着脚,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,身旁放着一只盛蚯蚓的锈铁罐子。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,没有发觉冬妮亚在注视他。

  “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?”

 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。

 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,手扶着柳树,身子探向水面。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。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,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。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。

  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,鹅毛鱼漂点了点头,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。

  背后随即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:“咬钩了,瞧,咬钩了……”

  保尔慌了手脚,急忙拉起钓竿。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,蹦出水面,带起一朵水花。

  “这回还能钓个屁!真是活见鬼,跑来这么个人。”保尔恼火地想。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,他把钓钩甩到更远的水里。

  钓钩落在两支牛蒡的中间,这里恰恰是不应当下钓的地方,因为鱼钩可能挂到牛蒡根上。

  保尔情知钓下错了地方,他头也不回,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:“你瞎嚷嚷什么,把鱼都吓跑了。”

  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几句连嘲笑带挖苦的答话:“单是您这副模样,也早就把鱼吓跑了。再说,大白天能钓着鱼吗?瞧您这个渔夫,多能干!”

  保尔竭力保持礼貌,可是对方未免太过分了。他站起身来,把帽子扯到前额上——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示——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,说:“小姐,您还是靠边呆着去,好不好?”

  冬妮亚眯起眼睛,微微一笑,说:“难道我妨碍您吗?”

  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,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。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“小姐”发作一通,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。

  “也没什么,您要是愿意看,就看好了,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。”说完,他坐了下来,重新看他的鱼漂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,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。保尔不敢起钓,心里嘀咕着:“钩要是挂上,就摘不下来了。这位肯定要笑话我。她要是走掉该多好!”

  然而,冬妮亚却在一棵微微摇摆的弯曲的柳树上,坐得更舒适了。她把书放在膝盖上,看着这个晒得黝黑的、黑眼睛的孩子,他先是那样不客气地对待她,现在又故意不理睬她,真是个粗野的家伙。

  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那姑娘的倒影。

  她正坐着看书,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。鱼漂在下沉,钓丝绷得紧紧的。

  “真挂住了,该死的!”他心里想,一斜眼,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。

 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,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,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学生。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。他是个愚蠢而又爱惹是生非的家伙,今年十七岁,浅黄头发,一脸雀斑,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,叫麻子舒拉。

  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,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支香烟。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,一个身材匀称的娇气十足的青年。

  苏哈里科侧过身子,朝维克托挤眉弄眼地说:“这个姑娘像葡萄干一样香甜,别有风味。这样的,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我担保她是个浪——漫——女——郎。她在基辅上学,读六年级。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消夏的。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。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。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,你知道,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。我说我发狂地爱着她。战栗地期待着她的回信。我甚至选了纳德森[纳德森(1862—1887),俄国诗人。——译者]的一首诗,抄了进去。”

  “结果怎么样?”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。

 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,说:“你知道,还不是装腔作势,摆臭架子……说什么别糟蹋信纸了。不过,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一套。干这一行,我可是个老手。你知道,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屁股后面献殷勤。晚上到工棚那儿去,花上三个卢布,就能弄到一个让你见了流口水的美人,比这要好多了。而且人家一点也不扭扭捏捏。你认得铁路上的那个工头瓦利卡·季洪诺夫吗?我们俩就去过。”

  维克托轻蔑地皱起眉头,说:“舒拉,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?”

  舒拉·苏哈里科咬了咬纸烟,吐了一口唾沫,讥笑地说:“你倒像个一尘不染的正人君子,其实你干的事,我们全知道。”

  维克托打断他的话,问:“那么,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?”

  “当然可以,趁她还没走,咱们快点去。昨天早上,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来着。”

  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冬妮亚跟前。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,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。

  “您好,图曼诺娃小姐。怎么,您在钓鱼吗?”

  “不,我在看别人钓鱼。”冬妮亚回答。

  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托的手,说:“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?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·列辛斯基。”

  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。

  “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?”苏哈里科竭力想引起话头来。

  “我没带钓竿。”冬妮亚回答。

  “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。”苏哈里科连忙说。“请您先用我的钓吧,我这就去拿。”

  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,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,现在要设法走开,好让他们俩在一起。

  “不,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,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。”冬妮亚说。

  “打搅谁?”苏哈里科问。“啊,是这个小子吗?”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。“好办,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!”

  冬妮亚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,他已经走下坡去,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。

  “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,滚蛋。”苏哈里科对保尔喊。他看见保尔还在稳稳当当地坐着钓鱼,又喊:“听见没有,快点,快点!”

  保尔抬起头,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。

  “你小点声,龇牙咧嘴地嚷嚷什么?”

  “什——什——么?”苏哈里科动了肝火。“你这穷光蛋,竟敢回嘴。给我滚开!”说着,狠劲朝盛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。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,扑通一声掉进水里,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亚的脸上。

  “苏哈里科,您怎么不害臊啊!”她喊了一声。

  保尔跳了起来。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,阿尔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。要是现在就对准这张虚胖焦黄的丑脸揍他一顿,他准要向他父亲告状,那样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。正是因为这一点,保尔才克制着自己,没有立即惩罚他。

  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,便扑了过去,用双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。保尔两手一扬,身子一晃,但是稳住了,没有跌下水去。

 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,要讲打架斗殴,惹是生非,他是第一把交椅。

  保尔胸口挨了这一下,忍无可忍了。

  “啊,你真动手?好吧,瞧我的!”说着,把手稍稍一扬,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。紧接着,没容他还手,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学生装,猛劲一拉,把他拖到了水里。

  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,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了。他拼命想挣脱保尔那铁钳般的手。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,就跳上岸来。

  狂怒的苏哈里科跟着朝保尔扑过来,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碎。

  保尔上岸以后,迅速转过身来,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。这时他想起了拳击要领:“左腿支住全身,右腿运劲、微屈,不单用手臂,而且要用全身力气,从下往上,打对手的下巴。”他按照要领狠劲打了一下……

  只听得两排牙齿喀哒一声撞在一起。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疼痛,舌头也咬破了,他尖叫一声,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,整个身子向后一仰,扑通一声,笨重地倒在水里。

  冬妮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打得好,打得好!”她拍着手喊。“真有两下子!”

  保尔抓住钓竿,使劲一拽,拉断了挂住的钓丝,跑到大路上去了。

  临走的时候,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:“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,叫保尔·柯察金。”

  车站上变得不安宁了。从铁路沿线传来消息说,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罢工。邻近的一个火车站上,机车库工人也闹起来了。德国人抓走两名司机,怀疑他们传送宣言。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,逃亡的地主又重返庄园,这两件事使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极为愤怒。

  乌克兰伪乡警的皮鞭抽打着庄稼汉的脊背。省里的游击运动开展起来了。已经有十个左右游击队,有的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,有的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。

  这些天,费奥多尔·朱赫来忙得不可开交。他留在城里以后,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,时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,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。他也试探过阿尔焦姆,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,这个身强力壮的钳工回答他说:“费奥多尔,你知道,我对党派的事,弄不太清楚,但是,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,我一定尽力,你可以相信我。”

  朱赫来对这种回答已经满意了。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,说到就能做到。至于入党,显然条件还不成熟。“没关系,现在这种时候,这一课很快就会补上的。”朱赫来这样想。

  朱赫来已经由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了,这样更便于进行工作,因为他在发电厂里,很难接触到铁路上的情况。

  现在铁路运输格外繁忙。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,把他们从乌克兰掠夺到的黑麦、小麦、牲畜等等,运到德国去。

  乌克兰伪警备队突然从车站抓走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。

  他们把他带到队部,严刑拷打。看来,他供出了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罗曼·西多连科,说罗曼进行过鼓动工作。

  罗曼正在干活,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前来抓他。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助手,他走到罗曼的工作台跟前,一句话也没有说,照着他的脸就是一鞭子。

  “畜生,跟我们走,有话找你说!”接着,他狞笑了一声,狠劲拽了一下钳工的袖子,说:“走,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!”

 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。他扔下锉刀,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伪军官,强忍住涌上心头的怒火,用沙哑的声音说:“你这个坏蛋,凭什么打人!”

  伪军官倒退了一步,同时伸手去解手枪的皮套。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,也赶忙从肩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笨重步枪,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。

  “不准动!”他嚎叫着,只要阿尔焦姆一动,他就开枪。

  高大的钳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面前这个丑八怪小兵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 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。过了一个小时,阿尔焦姆总算放了回来,但是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。

  十分钟后,机车库里再没有一个人干活了。工人们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。扳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赶来参加。

  大家情绪异常激昂,有人还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。

  那个伪军官带着一伙警备队员急忙赶到花园。他挥舞着手枪,大声叫喊:“马上干活去!要不,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,还得枪毙几个。”

  这时,群情更加激愤。

  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溜进了站房。德军驻站长官从城里调来德国兵。他们乘着几辆卡车,沿公路飞驰而来。

  工人们这才四散回家。所有的人都罢工了,连值班站长也走了。朱赫来的工作产生了效果。这是车站上的第一次群众示威。

 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。它支在那里,活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狗。一个德军班长蹲在旁边,手按着枪把。

  车站上人都跑光了。

  当天夜里,开始了大搜捕。阿尔焦姆也被抓走了。朱赫来没有在家过夜,他们没有抓到他。

  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货仓里。德国人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:立即复工,否则就交野战军事法庭审判。

 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。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通过。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战斗。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,炸毁了几座桥梁。

  夜里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。一到站,司机、副司机和司炉就都跑了。除了这列军车以外,站上还有两列火车急等着开出去。

  货仓的大铁门打开了,驻站长官德军中尉带着他的助手伪军官和一群德国人走了进来。

  驻站长官的助手叫道:“柯察金、波利托夫斯基、勃鲁扎克,你们三个一组,马上去开车。要是违抗——就地枪决!去不去?”

  三个工人只好沮丧地点了点头。他们被押上了机车。接着,长官的助手又点了一组司机、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,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。

  火车头愤怒地喷吐着发亮的火星,沉重地喘着气,冲破黑暗,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。阿尔焦姆给炉子添好煤,一脚踢上炉门,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,对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说:“大叔,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?”

 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,生气地眨了眨眼睛。

  “刺刀顶在脊梁上,那就开呗。”

  “咱们扔下机车,跳车跑吧。”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,建议说。

  “我也这么想。”阿尔焦姆低声说。“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,不好办。”

  “是——啊!”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,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。

 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,低声说:“这车咱们不能开,你明白吗?那边正在打仗,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,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,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。你知道吗,孩子,就是在沙皇时代,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,现在我也不能开。送敌人去打自己人,一辈子都是耻辱。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?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,还是都跑了。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。你说呢?”

  “你说得对,大叔,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?”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。

  司机皱紧眉头,抓起一团棉纱头,擦掉额上的汗水,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,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。接着,他怀着绝望的心情,恶狠狠地骂了一句。

 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,喝了一口水。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,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。这时,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:“老弟,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?”

 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:“随时准备尽力帮忙,你可以相信我……”

  “这个忙可倒帮得好!送起讨伐队来了……”

 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,紧靠着阿尔焦姆,鼓起勇气说:“干掉这家伙,你懂吗?”

 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。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,接着说:“没别的办法,咱们先给他一家伙,再把调节器、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,让车减速,跳车就跑。”

 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,说:“好吧。”

 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,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,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。

 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。他们这样做,要冒极大的风险,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。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,家里人口多,有九个人靠他养活。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,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。

  “那好吧,我同意。”勃鲁扎克说。“不过谁去……”他话说到半当腰,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。

 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,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。但是,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,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,说:“那咱们怎么下手呢?”

  老头看了他一眼,说:“你来动手,你力气最大。用铁棍敲他一下,不就完了!”老头非常激动。

 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,说:“这我可不行。我下不了手。细想起来,这个当兵的并没罪,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。”

 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,说:“你说他没罪?那么咱们也没罪,咱们也是给逼来的。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。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。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?唉,你呀,你这个糊涂虫!身体壮得像只熊,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……”

  “好吧。”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,一面伸手去拿铁棍。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,低声说:“还是我来吧,我比你有把握。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。必要的时候,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。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。”

 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,说:“对,老人家,这么办好。”说着,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。

 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,两腿夹着枪,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,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。

 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,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。然后,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,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,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,向司机室的门走去。

  突然,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,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,吓了一跳。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,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,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。

 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。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。

  “完了。”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,小声说。他的脸抽搐了一下,又补充说:“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。”

 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,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,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:“快,把调节器拧下来!”

  十分钟之后,一切都弄妥当了。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。

  铁路两旁,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,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。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,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,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。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,呼吸越来越弱了。

  “跳下去,孩子!”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,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。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,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去的地面。他跑了两步,沉重地摔倒在地上,翻了一个筋斗。

  紧接着,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。

 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。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·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。丈夫没有一点消息。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、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。昨天,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,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,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。

  从他们的话里,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。警备队一走,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,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,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。

 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,一见母亲要出门,便问:“妈,你上哪儿去?远吗?”

  安东尼娜·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,说:“我到柯察金家去,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。要是谢廖沙回来,就叫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。”

 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,把她送到门口,安慰她说:“妈,你别太着急。”

  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,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·瓦西里耶夫娜。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,但是刚一交谈,就都失望了。

  昨天夜里,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。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。临走的时候,还命令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,等她儿子一回家,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。

  夜里的搜查,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。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: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。

  一清早,保尔回到了家里。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,他整个心都缩紧了,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。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,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,兄弟俩却十分友爱。这是一种严肃的爱,谁也没有表白过,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,只要哥哥需要他,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。

 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,就跑到车站机车库去找朱赫来,但是没有找到;从熟识的工人那里,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。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。从他那里听说,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家搜查过,要抓他父亲。

  保尔只好回家了,没能给母亲带回任何消息。他疲倦地往床上一倒,立即沉入了不安的梦乡。

  瓦莉亚听到有人敲门,转过身来。

  “谁呀?”她一边问,一边打开门钩。

  门一开,她看到的是克利姆卡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。显然,他是跑着来的。他满脸通红,呼哧呼哧直喘。

  “你妈在家吗?”他问瓦莉亚。

  “不在,出去了。”

  “上哪儿去了?”

  “好像是上柯察金家去了。你找我妈干吗?”克利姆卡一听,转身就要跑,瓦莉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。

  他迟疑不决地看了姑娘一眼,说:“你不知道,我有要紧事找她。”

  “什么事?”瓦莉亚缠住小伙子不放。“跟我说吧,快点,你这个红毛熊,你倒是说呀,把人都急死了。”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。

  克利姆卡立刻把朱赫来的嘱咐全都扔到了脑后,朱赫来反复交代过,纸条只能交给安东尼娜·瓦西里耶夫娜本人。现在他却把一张又脏又皱的纸片从衣袋里掏出来,交给了瓦莉亚。他无法拒绝谢廖沙的姐姐的要求。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同这个浅黄头发的好姑娘打交道的时候,总是感到局促不安。自然,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对自己也绝不会承认,他喜欢瓦莉亚。他把纸条递给瓦莉亚,瓦莉亚急忙读了起来:亲爱的安东尼娜!你放心。一切都好。我们全都平平安安的。详细情形,你很快就会知道。告诉那两家,一切顺利,用不着挂念。把这纸条烧掉。

  扎哈尔瓦莉亚一念完纸条,差点要扑到克利姆卡身上去:“红毛熊,亲爱的,你从哪儿拿到的?快说,从哪儿拿来的?你这个小笨熊!”瓦莉亚使劲抓住克利姆卡,紧紧追问,弄得他手足无措,不知不觉又犯了第二个错误。

  “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。”他说完之后,才想起这是不应该说的,就赶忙添上一句:“他可是说过,绝对不能交给别人。”

  “好啦,好啦!”瓦莉亚笑着说:“我谁都不告诉。你这个小红毛,快去吧,到保尔家去。我妈也在那儿呢。”她在小厨工的背上轻轻推了两下。

  转眼间,克利姆卡那长满红头发的脑袋在栅栏外消失了。

  三个失踪的工人一个也没有回家。晚上,朱赫来来到柯察金家,把机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。他尽力安慰这个吓慌了的女人,说他们三个人都到了远处偏僻的乡下,住在勃鲁扎克的叔叔那里,万无一失,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家。不过,德国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,时局很快就会有变化。

  这件事发生以后,三家的关系更亲密了。他们总是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去读那些偶尔捎回来的珍贵家信。不过男人们不在,三家都显得有些寂寞冷清。

  一天,朱赫来装作是路过波利托夫斯基家,交给老太婆一些钱。

  “大婶,这是大叔捎来的。您可要当心,对谁都不能说。”

 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。

  “谢谢,要不然真够受的,孩子们都没吃的了。”

  这些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里拨出来的。

  “哼,走着瞧吧。罢工虽然失败了,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复工,可是烈火已经烧起来,就再也扑不灭了。这三个人都是好样的,称得起无产阶级。”水兵朱赫来在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回机车库的路上,兴奋地这样想着。

  一家墙壁被煤烟熏得乌黑的老铁匠铺,坐落在省沟村外的大路旁。波利托夫斯基正在炉子跟前,对着熊熊的煤火,微微眯起双眼,用长把钳子翻动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。

  阿尔焦姆握着吊在横梁上的杠杆,鼓动皮风箱,在给炉子鼓风。

  老司机透过他那大胡子,温厚地露出一丝笑意,对阿尔焦姆说:“眼下手艺人在乡下错不了,活有的是。只要干上一两个礼拜,说不定咱们就能给家里捎点腌肉和面粉去。孩子,庄稼人向来看重铁匠。咱们在这儿过得不会比大老板们差,嘿嘿。可扎哈尔就是另一码事了。他跟农民倒挺合得来,这回跟着他叔叔闷头种地去了。当然喽,这也难怪。阿尔焦姆,咱们爷俩是房无一间,地无一垄,全靠两只肩膀一双手,就像常言说的那样,是地道的无产阶级,嘿嘿。可扎哈尔呢,脚踩两只脚,一只脚在火车头上,一只脚在庄稼地里。”他把钳着的铁块翻动了一下,又认真地边思索边说:“孩子,咱们的事不大妙。要是不能很快把德国人撵走,咱们就得逃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者罗斯托夫去。要不他们准会把咱们吊到半空中去,像晒鱼干一样。”

  “是这么回事。”阿尔焦姆含糊地说。

  “家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,那帮土匪不会放过他们的吧?”

  “大叔,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家里的事只好不去想它了。”

  老司机从炉子里钳出那块红里透青的铁块,迅速放到铁砧上。

  “来呀,孩子,使劲锤吧!”

 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的大锤,举过头顶,使劲锤下去。

  明亮的火星带着轻微的嘶嘶声,向小屋的四面飞溅,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。

  随着大锤的起落,波利托夫斯基不断翻动着铁块,铁块像化软的蜡一样服帖,渐渐给打平了。

  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阵阵温暖的夜风。

  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;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。

  “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。”冬妮亚心里想。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块深深凹下去的草地上。上面,在草地的背后,是一片松林;下面,就在悬崖的脚下,是湖水。环湖的峭壁,把阴影投在水上,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。

  冬妮亚最喜欢这个地方。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[一俄里等于1.06公里。——译者],过去是采石场,现在废弃了,泉水从深坑里涌出来,形成三个活水湖。冬妮亚突然听到下面湖边有击水的声音。她抬起头来,用手拨开树枝往下看,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,身子一屈一伸地朝湖心游去。冬妮亚可以看到他那黑里透红的后背和一头黑发。他像海象一样打着响鼻,挥臂分水前进,在水中上下左右翻滚,再不就潜入水底。后来,他终于疲倦了,就平舒两臂,身子微屈,眯缝起眼睛,遮住强烈的阳光,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。

  冬妮亚放开树枝,心里觉得好笑,想:“这可不太有礼貌。”

  于是又看起她的书来。

  冬妮亚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托借给她的那本书,没有注意到有人爬过草地和松林之间的岩石。只是当那人无意踩落的石子掉到她书上的时候,她才吃了一惊,抬起头来,看见保尔·柯察金站在她的眼前。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奇,也有些难为情,他想走开。

  “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。”冬妮亚见保尔的头发还湿漉漉的,这么猜想着。

  “怎么,我吓您一跳吧?我不知道您在这儿,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。”保尔说着,伸手攀住岩石。他也认出了冬妮亚。

  “您并没打搅我。如果您愿意,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。”

 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。

  “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?”

  冬妮亚莞尔一笑。

  “您怎么老是站着?可以坐到这儿来。”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。“请您告诉我,您叫什么名字?”

  “保夫卡·柯察金。”

  “我叫冬妮亚。您看,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?”

  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里的帽子。

  “您叫保夫卡吗?”冬妮亚打破了沉默。“为什么叫保夫卡呢?这不好听,还是叫保尔好。我以后就叫您保尔。您常到这儿……”她本来想说“来游泳吗”,但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她方才看见他游泳了,就改口说:“……来散步吗?”

  “不,不常来,有空的时候才来。”保尔回答。

  “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?”冬妮亚追问。

  “在发电厂烧锅炉。”

  “请您告诉我,您打架打得这么好,是在什么地方学的?”

  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
  “我打架关您什么事?”保尔不满地咕哝了一句。

  “您别见怪,柯察金。”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。“我对这事很感兴趣。那一拳打得可真漂亮!不过打人可不能那么毫不留情。”冬妮亚说完,哈哈大笑起来。

  “怎么,您可怜他吗?”保尔问。

  “哪里,我才不可怜他呢,相反,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。那个场面真叫我开心。听说您常打架。”

  “谁说的?”保尔警觉起来。

  “维克托说的,他说您是个打架大王。”

  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。

  “啊,维克托,这个坏蛋,寄生虫。那天让他滑过去了,他得谢天谢地。我听见他说我的坏话了,不过我怕弄脏了手,才没揍他。”

  “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,保尔?这可不好。”冬妮亚打断了他的话。

  保尔十分不痛快,心里想:“真见鬼,我干吗要跟这么个怪物闲扯呢?瞧那副神气,指手画脚的,一会儿是‘保夫卡’不好听,一会儿又是‘不要骂人’。”

  “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?”冬妮亚问。

  “那个男不男、女不女的公子哥儿,没有灵魂的家伙,我看到这种人,手就发痒。仗着他有钱,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,就横行霸道。他钱多又怎么样?呸!我才不买这个帐呢。只要他碰我一下,我就要他的好看。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。”保尔愤愤地说。

  冬妮亚后悔不该提起维克托的名字。看来,这个小伙子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是有旧仇的。于是,她就把话头转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的题目上,问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来。

  保尔不知不觉地开始详细回答姑娘的询问,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。

  “您怎么不多念几年书呢?”冬妮亚问。

  “学校把我撵出来了。”

  “因为什么?”

  保尔脸红了。

  “我在神甫家的发面上撒了点烟末。就为这个,他们把我赶了出来。那个神甫凶极了,专门给人苦头吃。”接着,保尔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冬妮亚。

  冬妮亚好奇地听着。保尔已经不再感到拘束了,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,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。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交谈着。谁也没有注意到,他们在草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。最后,保尔突然想起他还有事,立刻跳了起来。

  “我该去上工了。只顾说话,要误事了。我得去生火烧锅炉。达尼拉今天准得发脾气。”他不安地说。“好吧,小姐,再见。我得撒开腿,跑回城里去。”

 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,穿上外衣。

  “我也该走了,咱们一起走吧。”

  “这可不行,我得跑,您跟我走不到一块。”

  “为什么不行?咱们一起跑,比一比,看谁跑得快。”

 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。

  “赛跑?您能跟我比?”

  “那就比比看吧。咱们先从这儿走出去。”

  保尔跳过石头,又伸手帮冬妮亚跳了过去。他们一起来到林中一条通向车站的又宽又平的路上。

  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。

  “现在开始跑:一、二、三!您追吧!”冬妮亚像旋风一样向前冲去。她那双皮鞋的后跟飞快地闪动着,蓝色外衣随风飘舞。

  保尔在后面紧紧追赶。

  “两步就能撵上。”他心里想。他在那飘动着的蓝外衣后面飞奔着,可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,离车站已经不远了,才追上她。他猛冲过去,双手紧紧抓住冬妮亚的肩膀。

  “捉住了,小鸟给捉住了!”他快活地叫喊着,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  “放手,怪疼的。”冬妮亚想挣脱他的手。

 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站着,心怦怦直跳。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,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她仿佛无意地稍稍倚在保尔身上,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。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,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。

  “过去谁也没有追上过我。”她说着,掰开了保尔的双手。

 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。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,快步向城里跑去。

  当保尔打开锅炉房门的时候,锅炉工达尼拉正在炉旁忙着。他生气地转过身来:“你还可以再晚一点来。怎么,我该替你生火,是不是?”

 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了一下师傅的肩膀,讨饶地说:“老爷子,火一下子就会生好的。”他马上动手,在柴垛旁边干起活来。

  到了午夜,达尼拉躺在柴垛上,已经像马打响鼻一样,打着呼噜了。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好了油,用棉纱头把手擦干净,从箱子里拿出第六十二册《朱泽培·加里波第》[这是一部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(1807—1882)的传记小说。——译者],埋头读起来。这本小说写的是那不勒斯“红衫军”的传奇领袖加里波第,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。

  “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……”

  “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。”保尔想起了她。“她有点特殊,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,”他想。“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。”

  保尔沉浸在白天同冬妮亚相遇的回忆里,没有听到发动机愈来愈大的响声。机器暴躁地跳动着,飞轮在疯狂地旋转,连水泥底座也跟着剧烈颤动起来。

  保尔向压力计看了一眼:指针已经越过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!

  “哎呀,糟了!”保尔从箱子上跳了下来,冲向排气阀,赶忙扳了两下,于是锅炉房外面响起了排气管向河里排气的咝咝声。他放下排气阀,又把皮带套在开动水泵的轮子上。

  保尔回头瞧瞧达尼拉,他仍然在张着大嘴酣睡,鼻子里不断发出可怕的鼾声。

  半分钟后,压力计的指针又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。

  冬妮亚同保尔分手之后,朝家里走去。她回忆着刚才同那个黑眼睛少年见面的情景,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,这次相遇竟使她很高兴。

  “他多么热情,多么倔强啊!他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粗野。至少,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……”

  他是另外一种人,来自另一个社会,这种人冬妮亚还从来没有接近过。

  “可以叫他听话的,”她想。“这样的友谊一定挺有意思。”

  快到家的时候,冬妮亚看见莉莎、涅莉和维克托坐在花园里。维克托在看书。看样子,他们都在等她。

  冬妮亚同他们打过招呼,坐到长凳上。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。维克托找个机会挪到冬妮亚跟前坐下,悄声问:“那本小说您看完了吗?”

  “哎呀!那本小说,”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。“我把它……”她差点脱口说出,把书忘在湖边了。

  “您喜欢它吗?”维克托注视着冬妮亚。

  冬妮亚想了想。她用鞋尖在小径沙地上慢慢地画着一个神秘的图形,过了一会儿,才抬起头,瞥了维克托一眼,说:“不,不喜欢。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本,比您那本有意思得多。”

  “是吗?”维克托自觉无趣地拖长声音说。“作者是谁呢?”他问。

  冬妮亚的两只眼睛闪着光芒,嘲弄地看了看维克托。“没有作者……”

  “冬妮亚,招呼客人到屋里来坐吧,茶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冬妮亚的母亲站在阳台上喊。

  冬妮亚挽着两个女友的手臂,走进屋里。维克托跟在后面,苦苦思索着冬妮亚刚才说的那番话,摸不透是什么意思。

 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、模模糊糊的感情,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。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,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。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。

 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。而在保尔看来,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。

  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,对待他眼中的富人,总是怀有敌意。他对自己现在产生的这种感情,也不能没有戒备和疑虑。他知道冬妮亚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不一样,加莉娜是朴实的,可以理解的,是自己人;冬妮亚则不同,他对她并不那么信任。只要这个漂亮的、受过教育的姑娘敢于嘲笑或者轻视他这个锅炉工,他随时准备给予坚决的反击。

 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。今天,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。他故意从她家路过,希望能碰上她。

  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着,走到栅栏尽头,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。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,朝着她的白衣服掷过去。冬妮亚迅速转过身来。她看见是保尔,连忙跑到栅栏跟前,快活地笑着,把手伸给他。

  “您到底来了。”她高兴地说。“这么长的时间,您跑到哪儿去了?我又到湖边去过,我把书忘在那儿了。我想您一定会来的。请进,到我们花园里来吧。”

  保尔摇了摇头,说:“我不进去。”

  “为什么?”她惊异地扬起眉毛。

  “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。您也得为我挨骂。他会问您,干吗把这个傻小子领进来。”

  “您尽瞎说,保尔。”冬妮亚生气了。“快点进来吧。我爸爸决不会说什么的,等一下您就知道了。进来吧。”

  她跑去开了园门,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。

  “您喜欢看书吗?”他们在一张桌腿埋在地里的圆桌旁边坐下来之后,冬妮亚问他。

  “非常喜欢。”保尔马上来了精神。

  “您读过的书里,哪一本您最喜欢?”

  保尔想了一下,说:“《朱泽倍·加里波第》。”

  “《朱泽培·加里波第》。”冬妮亚随即纠正他。接着又问:“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?”

  “非常喜欢。我已经看完六十八本了。每次领到工钱,我就买五本。加里波第可真了不起!”保尔赞赏地说。“那才是个英雄呢!我真佩服他。他同敌人打过多少仗,每回都打胜仗。所有的国家他都到过。唉!要是他现在还活着,我一定去投奔他。他把手艺人都组织起来,他总是为穷人奋斗。”

  “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?”冬妮亚问他,说着就拉起他的手。

  “这可不行,我不到屋里去。”保尔断然拒绝了。

  “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?也许是害怕?”

  保尔看了看自己那两只光着的脚,实在不干净。他挠挠后脑勺,说:“您母亲、父亲不会把我撵出来吧?”

  “您别瞎说好不好?不然我可真要生气了。”冬妮亚发起脾气来。

  “那好吧,不过列辛斯基家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,有话就在厨房里讲。有一回,我有事到他们家,涅莉就没让我进屋。大概是怕我弄脏地毯吧,鬼知道她是什么心思。”保尔说着,笑了起来。

  “走吧,走吧。”冬妮亚抓住他的肩膀,友爱地把他推上阳台。

  冬妮亚带他穿过饭厅,走进一间屋子。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柞木书橱。她打开了橱门。保尔看到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。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藏书,有些吃惊。

  “咱们马上挑一本您喜欢读的书。您得答应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拿书,行吗?”

  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,说:“我就是爱看书。”

  他们友好又快活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。冬妮亚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。事情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,保尔觉得冬妮亚的母亲也挺好。

  冬妮亚又领保尔到她自己的房间里,把她的书和课本拿给他看。

  一个不大的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。冬妮亚把保尔拉到镜子跟前,笑着说:“为什么您的头发要弄得像野人一样呢?您从来不理不梳吧?”

  “长得长了,剪掉就是,还叫我怎么办呢?”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说。

 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,很快就把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梳顺当了。

  “这才像个样子,”她打量着保尔说。“头发应当理得漂亮一些,不然您就会像个野人。”

  冬妮亚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保尔那件退了色的、灰不灰黄不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,但是没有再说什么。

  保尔觉察到了冬妮亚的目光,他为自己的穿戴感到不自在。

  临别时,冬妮亚一再请保尔常到她家来玩,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。

  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,怕碰见冬妮亚的母亲,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。

  阿尔焦姆走后,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,只靠保尔的工钱是不够开销的。

  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决定同保尔商量一下,看她要不要出去找点活做,恰好列辛斯基家要雇用一个厨娘。可是保尔坚决不同意。

  “不行,妈。我可以再找一份活干。锯木厂正要雇人搬木板。我到那儿去干半天,就够咱俩花的了。你别出去干活。要不,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,他准得埋怨我,说我不想办法,还让妈去受累。”

  母亲向他说明一定要出去做工的道理,但是保尔执意不肯,母亲也就只好作罢。

  第二天,保尔就到锯木厂去做工了。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,晾干。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,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·列夫丘科夫,另一个是瓦尼亚·库利绍夫。

  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,收入相当不坏。他白天在锯木厂做工,晚上再到发电厂去。

  过了十天,保尔领回了工钱。他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,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,终于请求说:“妈,给我买件布衬衫吧,蓝的,就像去年穿的那件一样,你还记得吗?用一半工钱就够了。往后我再去挣,你别担心。

  你看,我身上这件太旧了。”保尔这样解释着,好像很过意不去似的。

  “是啊,保夫鲁沙,是得买了。我今天去买布,明天就给你做上。可不是,你连一件新衬衫都没有。”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。

  保尔在理发馆门口站住了。他摸了摸衣袋里的一个卢布,走了进去。

  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,看见有人进来,就习惯地朝椅子点了点头,说:“请坐。”

  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,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副慌张不安的面孔。

  “理分头吗?”理发师问。

  “是的。啊,不。我是说,这么大致剪一剪就行。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?”保尔说不明白,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。

  “明白了。”理发师笑了。

  一刻钟以后,保尔满身大汗,狼狈不堪地走出理发馆,但是头发总算理得整整齐齐的了。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叫理发师花了不少工夫,最后,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。现在头发变得服服帖帖的了。

  保尔在街上轻松地舒了一口气,把帽子拉低一些。

  “妈看见了,会说什么呢?”

 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,冬妮亚很不高兴。

  “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。”她恼恨地想。但是保尔一连好几天没有露面,她却又开始感到寂寞无聊了。

  这天她正要出去散步,母亲推开她的房门,说:“冬妮亚,有客人找你。让他进来吗?”

  门口站的是保尔,冬妮亚一开始简直认不出他来了。

  他穿着一身新衣服,蓝衬衫,黑裤子,皮靴也擦得亮亮的。再有,冬妮亚一眼就看到,他理了发,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。一句话,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。

  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,但是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窘,不愿意再让他难堪,就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样子,只是责备他说:“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?怎么没来找我去钓鱼呢?您就是这样守信用的吗?”

  “这些天我一直在锯木厂干活,脱不开身。”

  他没好意思说,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,这些天干活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。

  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,她对保尔的恼怒顷刻烟消云散了。

  “走,咱们到池边去散步吧!”她提议说。他们穿过花园,上了大路。

  保尔已经把冬妮亚当作自己的好朋友,把那件最大的秘密——从德国中尉那里偷了一支手枪的事,也告诉了她。他还约她过几天一起到树林深处去放枪。

  “你要当心,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。”保尔不知不觉把“您”改成了“你”。

  “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”冬妮亚庄严地保证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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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-->钢铁是怎样炼成的-->第三章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-->钢铁是怎样炼成的-->第三章